3月19日，宁波市党史地方志工作会议在市行政会议中心召开。会上，我校29届校友张困斋烈士纪念碑亭被评为宁波市第六批党史教育基地，宁波市委常委、秘书长施惠芳向我校代表颁发了奖牌。

张困斋烈士生平

张困斋，原名德辨，又名人杰、昆者，宁波市北仑区人。1914年6月11日生于小港衙前村。父亲张昌龄，是上海德兴钱庄经理，家庭生活还比较宽裕。幼年随父母到上海，在市北中学附属小学读书。1925年5月30日，张困斋和兄长张承宗在南京路上由西藏路向东行走，见从外滩方向朝西走来一支工人学生游行队伍，约万余人，挥舞着小旗，高呼“打倒帝国主义”的口号。兄弟俩站在老闸巡捕房西侧的宝成银楼门口，亲眼看见英国巡捕开枪残杀工人学生，打死13人，重伤15人，这就是震惊中外的“五卅惨案”。11岁的张困斋顿时热血沸腾，奔回家中激动地向家人诉说。全家凑了钱，他买了面包饼干，到老闸巡捕房，从后门进去慰问被拘留的爱国青年。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，把他从优裕的生活、宁静的书斋中撼醒，受到深刻的革命教育，从此他立下少年志，要与帝国主义反动派作斗争。

由于父亲壮年病逝，家境渐衰，1926年，张困斋随母迁回家乡，就读于镇海县立中学堂（今镇海中学）。当时镇海也掀起革命风潮，柔石（赵平复）在校中任教务主任，困斋受其熏陶，开始阅读进步书籍，接受革命启蒙教育，常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切磋学习。他喜爱阅读文艺书籍，从古典文学到进步的翻译小说，手不释卷。当他看到社会上贫富悬殊，每遇有钱有势者以强欺弱，便挺身而出，打抱不平。1927年上海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，屠杀革命志士的风波扩及宁波、镇海。县立小学校长胡焦琴被害，困斋的表兄是共产党员，在该校当教师，也遭逮捕，这使他看清了蒋介石反革命真面目，同时也领悟到要革命就会有牺牲，少年困斋思想上已有了为革命而牺牲一切的准备。

1929年，张困斋初中毕业，考入宁波工业学校，读了一年高中课程，1930年辍学到上海，就业于辛泰银行，从练习生做起，逐渐升迁为营业股办事员。1932年“一·二八”日本悍然进攻上海，各界人民掀起抗日高潮，困斋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，在亲友中征集捐款，买慰问品，写慰问信，慰劳前线将士。他与银行界同事一起，宣传抗日救国，唤起民众，反对国民党政府卖国投降、镇压人民的反动政策。他还和几位爱国青年一起凑钱，编辑出版半月刊《石榴》，寓意为开红花，结红子，象征拥护共产党。困斋积极写稿，负责出版和发行等工作，但《石榴》只出版了4期，就被国民党政府的社会局查禁而停刊。

在抗日救国运动中入党

为了早日找到共产党组织，1933年，张困斋多处活动。他在量才补习学校读夜校时，认识了一位姓洪的同学，是中国征信所职员，两人逐渐熟悉起来。1934年老洪带来“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”的传单，还有《红色中华报》、《布尔什维克》等刊物，困斋和同事好友如获至宝，互相传阅，这时，困斋参加了“社会科学者联盟”和“武装自卫会”的活动。

1934年，张困斋和镇海北大街胡亨房家的胡梅卿女士在上海结婚，夫妻情意甚笃。不久，胡梅卿回乡探亲，突染时疫病故，困斋赶回镇海，痛不欲生。后来别人劝他再找对象，他坚决拒绝，并说要等革命胜利了再谈婚事，便全身心投入革命工作。

1935年4月，在老洪朋友胡嘉的介绍下，张困斋参加了“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”，正式加入革命组织。

是年北平“一二·九”抗日救国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，困斋积极参加活动，并和部分银行职员组织成立“职业青年救国大同盟”，发表宣言，印传单，反对国民党投降政策，要求停止内战，一致抗日。1936年2月，“上海职业界救国会”成立，困斋所参加的“职业青年救国大同盟”作为发起单位参加，并成为其所属的一个大队，包括金融界、银行、钱庄、保险业的职员，困斋是其中积极的组织者和宣传员。每当学习时事和讨论理论问题时，他认真严肃的态度，给人以深刻的印象，也感动了参加讨论的成员，而平时对友交往中，他态度谦和，言词恳切，给人以亲切诚朴的印象。1935～1937年，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发动的多次示威游行中，困斋总是担任联络和纠察队长，在银钱业大队前面开路，领呼口号，一次在游行队伍解散时，被国民党警察殴打。

这些活动揭露了国民党假抗日、真内战的反动真面目，鼓动和教育了群众。但是这些活动还是停留在小范围，而没有切实地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，广泛性不够，存在着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倾向。为了团结更多的银钱界职工参加抗日救国运动，需要利用合法条件，以多种形式启发群众爱国抗日。1936年6月，由张承宗、邵君美、韩宏绰、梁廷锦、张困斋等20余人，发起成立“上海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”（简称“银联”）。在筹建阶段，困斋到一家家银行、钱庄找熟人谈话，宣传联谊会的宗旨，使大家乐于参加。10月4日，“银联”正式成立，有会员440人，还有爱国的银钱界上层人士参加，成为上海有广泛影响的进步群众团体。“银联”设立了学术、娱乐、体育、出版等部，仅娱乐一项就有京剧、话剧、音乐、歌咏、口琴等多种形式。1937年“八·一三”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，“银联”组织了“战时服务区”，困斋是负责人之一，负责举办战时救护常识训练班，带领百人歌咏队，到市区街头、伤兵医院、难民收容所演唱，激励群众奋起抗日，还到难民收容所做宣传教育工作，教难童识字，唱抗日歌曲。

1937年10月17日，张困斋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。他宣誓：为了人民的解放，为了共产主义在中国实现，我愿牺牲一切——包括我的生命！

此后，困斋更深入地到银行、钱庄基层，针对不同人的性格特点，做个别谈话，进行宣传教育。他那带有浓厚宁波乡音，同志们听来特别亲切。在半年多的时间里，他先后介绍了梁廷锦、戴湘生、舒自清、叶景灏、何广仁、顾洛毅、袁绮祥、夏寿祺等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39年，“银联”已有会员7000到10000人，其中党员上百人，银行和钱庄建立了党支部。

为了迎接将来更艰巨的工作，困斋每天坚持锻炼身体，拉弹簧、举哑铃、晒日光浴、洗冷水澡。

在江南游击区的艰苦斗争

1939年2月，张困斋由党组织委派去无锡梅村，参加江南游击区工作。他化名秦国维，被分配到一支名为“江浙游击军”的部队，担任政训处的秘书。该部队的司令邓本殷是一个旧军官，部队成员十分复杂，有散兵游勇，有地方帮会，但也有中共地下党员，参谋长、政训处主任和一些政工人员中就有中共地下党员。张困斋兼任地下党的支部书记。在生活条件极为艰苦，工作环境十分恶劣的情况下，既要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，又要对陌生的、成份复杂的战士做坚持抗战的宣传教育工作，把部队改造成一支党领导的真正的抗日武装力量。困斋是一个长期生活在大城市的知识分子，要承担这项任务，确实是一个严峻考验。但他努力克服种种困难，机智灵活地采取多种方式开展工作。4月份参谋长调走，新来的参谋长思想反动，公开扬言要撤销政治指导员，改组政训处。困斋不避危险，艰难地掩护中共地下党员和爱国青年。他随时保持警惕，防止意外，更不轻举妄动，以免中敌圈套。正当该部队有被新参谋长拉走的危险时刻，由叶飞率领的新四军老六团开进无锡，并和梅光迪、何克希率领的“江南抗日义勇军”（简称“江抗”）会合，很快解除了邓本殷部队的武装，对官兵分别情况作了处理。

张困斋被分配在“江抗”部队，经阳澄湖东进。不久，“江抗”奉命西撤丹阳，苏南沪宁路东地区工作全部转入地下。困斋当时疟疾发作，中共东路工委派他到苏州阳澄湖边的太平桥地区，接任东路特委的机关刊物《江南》半月刊的主编。他和编辑组的三、四位同志白天在村里的土地庙办事，晚上分头住宿在农民家里。他们日夜操劳，编辑出版了《江南》第5至9期，每期20余页，16开本，内容有：特委负责同志的文章，提出当时的中心工作；时事分析，国内外重要新闻；工作通讯，论述；文艺随笔等。《江南》经常报道江南老百姓在敌伪残酷统治下水深火热的悲惨生活，激励战士勇敢地打击敌人，坚持艰苦的抗日斗争。《江南》每期发行量不断增加，深受广大军民读者的喜爱。

1939年冬，太平桥地区的地方武装胡肇汉部叛变，并大肆捕杀我民运干部。中共东路特委机关撤离太平桥，《江南》暂时停刊。此时困斋的健康情况很差，浑身虚肿，痔疮疟疾并发，行路也很困难，无法随机关撤离，党组织决定把他调回上海。一个漆黑的深夜，困斋回到上海家中，他衣衫褴褛，长须披发，病魔缠身，但他休养期间仍坚持工作。

为中国解放献出生命

当时的上海正处在日本占领的黑暗年代，地下工作条件极为艰苦，党组织分配张困斋联系金融界钱兑业支部的工作。他主持编写了《战后上海的钱兑业》一文，刊印在地下党组织于1941年出版的《战后上海的金融》一书中。年底他又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，埋头苦干，调查研究敌伪粮食市场，写出了专题报告。1945年他又和其他同志一起编制了《上海市工商金融名人录》。这些都为新四军进入上海提供资料。为了在日本报刊上收集信息和便于顺利通过日本兵岗哨，他自学日语，常发奋学习至深夜；为及时了解苏联卫国战争战况，同时又学俄语，刻苦认真地对着镜子练习卷舌音的发音；学会了俄日两种常用口语，他就到处奔走，为支援新四军采购物资。为节约开支，经常连几分钱的电车也舍不得乘，脚底走起了泡，还咬牙坚持着。

1945年8月，抗日战争胜利，地下党为里应外合迎接新四军解放上海作准备。张困斋兴奋地印制传单、写标语，还准备把“欢迎刘长胜当市长”的传单亲自在大新公司楼上散发。但是形势突变，中共中央于21日两次急电，命令上海起义紧急中止，继续执行“隐蔽精干，积蓄力量，长期埋伏，以待时机”的斗争方针。当时，中共上海市委要在上海设立秘密机关和联络点，困斋就专门负责设立秘密机关，在乍浦路123号开设“联合西服号”，在福煦路（今延安中路）916号开设“丰记米号”，并担任经理，地下党负责人刘长胜、张承宗、吴学谦、李琦涛、浦作等人常来店中活动。不久，原来先后由刘长胜和张承宗直接领导的市委秘密电台，也由困斋领导。秘密电台的报务员是秦鸿钧。这是中共中央上海局和上海市委与中央通讯联系的机要工作，责任重大，任务十分繁重。困斋为了熟悉业务，自己也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，准备必要时担负起电台工作。

1948年，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，战线逼近长江，中央与上海市委来往电文日益增多，秦鸿钧和张困斋的工作也随之加重。困斋的身体渐渐不支，经常气喘难寝，根本没有时间就医。每当夜阑人静，从他卧室里传来阵阵剧咳，直到天明，但他次日照常工作。市委领导问困斋，收发报时间延长，容易被敌人察觉，是否要启用别的电台，他坚决说：“不要不要，我们能够完全任务。”他向秦鸿钧传达，秦回答：“用别的电台，他们不也是有危险吗？”两人紧握双手，决心用实际行动来迎接盼望已久的上海解放。

1949年3月17日深夜，国民党特务用仪器测定了秘密电台的位置，包围了打浦桥新新里秦鸿钧的家。秦发出最后一串电波后，将机器藏匿，翻身从阁楼爬上屋顶，想趁天黑突围，可惜正值阴雨，屋顶瓦片上又长了青苔，脚底一滑跌了下来，被蜂拥而上的特务捕获。3月19日下午，困斋按约定时间正想敲秦家大门时，发现情况不对，立即转身离开，走到弄堂口，被两边特务挟住不得脱身，也遭逮捕。他在狱中遭到酷刑拷打，受尽折磨。老虎櫈把他的腿折断，灌辣椒水使他咳嗽吐血不止，拔手指甲使他连心疼痛，但他始终坚贞不屈，保守秘密，为了让同志们安全转移赢得时间，保护党的领导机关不受损失，保证地下党里应外合配合解放军解放上海的工作不受影响，他宁愿自己承受痛苦和牺牲，决心用自己的生命换取党的事业的胜利，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。5月7日晚，国民党特务将张困斋、秦鸿钧、李白等12位同志押赴浦东戚家庙残酷杀害。临刑前勇士们高呼口号，高唱国际歌，这时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声已逼近上海，敌人将烈士遗体推入壕内草草掩埋。仅仅18天之后，上海解放了。张困斋11岁起为之奋斗的革命理想终于实现了，而他却牺牲在曙光升起的黎明前。

8月28日，上海市委在交通大学礼堂隆重举行张困斋、秦鸿钧、李白、三烈士追悼会，中共上海市委在挽联上写着：“你们为人民解放事业而斗争到最后一滴血，你们的英名永垂不朽。”